候鸟的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拼搏和延续。迁徙呈现了鸟类坚定的意志。迁徙虽危机重重,但却数千年经久不衰。为了履行那个归来的承诺,候鸟坚持飞向那遥远而危险的里程。飞翔,飞翔,飞翔,不停地飞翔,只有一个目标——为生存,最终却献出生命。

  在巍山,在巍山的“鸟道雄关”,跟随着候鸟飞翔的翅膀,我渐渐发现,与自然之间的接触,与动物之间的感情,其实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一种需要。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奇迹,感受到生物之间奇妙的感应和联系。

  来不过九月九,飞不过三月三。

  ——巍山民谚

  一

  当鸟醒来的时候,森林就醒了。

  这是一个寒凉的早晨,我带着一支小分队在巍山的林子中穿行,深一脚,浅一脚,沿着意外横生的林间小道。我们是清晨从管护站出发的。出发时未见天气异常,走着走着,忽然就下起雨,接着就雾气弥漫了。

  细雨和浓雾打湿了衣衫,发梢及鬓角有水向下滴落,也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。七拐八拐,湿漉漉的林间小道归入一条蜿蜒的湿漉漉的古道。虽然脚步沉重,但脚下的古道却令我们兴奋,那是当年徐霞客走过的路,那是当年驮着普洱茶的马帮走过的路。磨光的石头路面上,泛着幽幽的光,深深的臼形马蹄窝里尽是传奇。

  古道旁边是高大的松树,间或,经年的松针和破了壳的松果,跌满路面。松树下的蘑菇和菌子很多,松鼠在树上蹿来蹿去。松林里弥漫着一种松脂、腐殖层和菌子混合的气息,令人神清气爽。我随手摘下一枚松针,用手搓了搓,然后放在鼻孔前,尽情地吸着那浓郁的松香的气味,倏忽间,那种感觉又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。

  是啊,现代文明夺走了我们对气味的敏感性。我们适应了汽车的尾气,适应了工业废气,反而对泥土的气味、草木的气味渐渐生疏了,我们对时令变化的感觉越来越迟钝了。

  变化莫测的古道总是在前面故意丢下一些诱惑,把我们往高处引。行走相当艰难。说是在行走,实际上是在攀爬一座高山。只不过,一切都被这座猛恶的林子遮挡了,视线之内全是高高低低的树木。森林是以华山松为主的针叶林,树龄在三十年之上了。间有旱冬瓜阔叶树,也有楠竹、箭竹、野山茶、厚皮香等竹子和灌木,灌丛中毛蕨菜多得很。一丛一丛,密不透风。密林深处,偶有惊悚的鸟叫传来,弄得人心里一颤一颤的。

   这是险象环生的一段茶马古道,垭口,古称隆庆关。

  康熙年间的《蒙化府志》(古时,巍山被称为蒙化)记载:“隆庆关在府城东,高出云表,西有沙塘哨,望城郭如聚,东有石佛哨,西山如峡,八郡咽喉。”这段文字寥寥数语,却把隆庆关的地理位置、险要程度,及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,描绘得清清楚楚。

  向导告诉我,从前,在巍山,人跟人吵架吵得不可开交,或者做事发横寸步不让的时候,就会有人说:“你狠就到隆庆关站起嘛!”

  向导是管护站的一名护林员,彝族汉子,绰号“野猫”。每天在山林里巡护,“野猫”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。他身穿迷彩服,头戴迷彩帽,黝黑的脸膛透着憨厚和淳朴。“野猫”家住在山下的村里,小时候就是捕鸟的高手,后来看了一部电影,就醒悟了,再也不干捕鸟的勾当了。

  我问:“那部电影叫什么?”向导“野猫”说:“是一部纪录片,叫《迁徙的鸟》,好像是一个法国人拍的。”我说:“对,导演叫雅克贝汉。那部电影我也喜欢。”“噗噗噗!”向导“野猫”用双手做着鸟飞翔时翅膀扇动的动作,说:“电影里的空气像是被鸟切开了一样。”我说:“是啊,雅克贝汉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导演。”

  忽然间,树干上的爪痕引起我的注意。“林子里都有什么动物?”我问。“豹子、林麝、野猪常在林子里出没,猞猁爬树最厉害。”向导“野猫”说。

  一听说林子里有豹子野猪,大家就有些紧张,眼睛不由自主地往两边的树丛里打探,唯恐跳出一匹豹子或者别的什么猛兽,把自己叼走,脚步便有些急促了。

  尽管队伍阵型有些散乱,人人腰酸腿软,汗水横流,但没一个人掉队。我们目标明确,信念坚定,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们前行的脚步。经过艰难的攀爬,及至晌午时分,我们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准确地说是登临了目的地,那是一个神秘的所在,令我瞪大惊诧的眼睛。

  二

  那是一座奇崛的垭口。

  海拔两千六百米,远看垭口高过云表,两端陡峭,隘口处可谓一夫当道万夫莫过。右侧是一座破败的石坊,名曰“路神庙”,庙旁边赫然矗立着一块长条石碑,碑上刻着四个大字:鸟道雄关。

  所立石碑距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了。向导“野猫”说,碑宽五尺一,高二尺一,厚三寸。他的粗糙的手指就是标尺,那碑已被他量过无数遍了。据说,那四个字为明代万历年间某位文人题写,可惜,其姓名已无从查考了。估计,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向导“野猫”指着石臼状的深深的马蹄窝说,当年出关进关的马帮,马蹄必踩这个蹄窝,不踩,马匹就过不去。我仔细看了看,还真是——不难想象,当年马帮行走至此是何等谨慎和小心呀。

   
  史料记载,这里是昆明由弥渡进入巍山,直通滇南而达缅甸的古道关隘。历史上,此处是滇西古驿道的必经之路,商贾、脚夫、货郎、马帮通过此关进入蒙化(巍山),往思茅,去西双版纳。往西呢,也可抵保山,达芒市、瑞丽而后入缅甸。

  南诏时期,唐朝派出的官吏,就是从此关入南诏的。明代徐霞客也是过此关入蒙化的。“鸟道雄关”所在的山唤作达鹰山,这是前些年改的名,原名叫打鹰山。

  有专家考证,这是地球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鸟道。此处既是古代马帮通行的地面道路,也是候鸟通行的空中道路,是人道与鸟道的巧合,是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的相叠。

  巍山县林业局长危有信告诉我,每到中秋时节,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,越过哀牢山脉,到缅甸、印度、马来西亚半岛等地去越冬。危有信说,每年飞经这里的候鸟有数百种,常见的有天鹅、鹭鸶、长嘴滨鹬、白鹤、海鸥、大雁、黄莺、斑鸠、画眉、喜鹊、鹦鹉、海雕等等。当中能叫上名字的,只是一少部分,更多的叫不出名字呢。

  碑上的字为繁体字。“鸟”字颇有意味,头上的一撇被刻意雕成了一只鸟和一把刀的形状。繁体字的“鸟”,下面应该有四个“点”的笔画,但碑上的“鸟”字只有三个“点”。也许,这是古人在提醒后人,要注意保护鸟,否则,鸟会越来越少吧。

  候鸟迁徙是一种自然现象。

  当地有民谚:“来不过九月九,飞不过三月三。”

  候鸟的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拼搏和延续。迁徙呈现了鸟类坚定的意志。迁徙虽危机重重,但却数千年经久不衰。为了履行那个归来的承诺,候鸟坚持飞向那遥远而危险的里程。飞翔,飞翔,飞翔,不停地飞翔,只有一个目标——为生存,最终却献出生命。当春天来了的时候,候鸟们开始展翅启程,飞往北极出生地,有些是不舍昼夜的急行军,有些则是分阶段的,一程又一程,朝遥远的目的地奋力疾飞。

  候鸟以太阳和星星来辨别方向,对地球磁场如同罗盘般敏感,始终如一地在不同纬度间穿梭飞行。它们经历着时间和空间的演进,它们看着花开花落,经历着生老病死,它们俯瞰着地球,呼吸着地球每一寸肌肤散发出来的气息。

  它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飞翔和迁徙。

  飞翔在体现候鸟生命存在的同时,也给了它们生命的目标——不畏严寒不畏风暴,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永不停歇,即便是短暂的歇歇脚,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行。沿途的美景不重要,重要的是目标和承诺。从寒冷的极地到炎热的沙漠,从深邃的低谷到万米高空,候鸟在迁徙的过程中,面对各种艰难环境和人类的贪婪,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、胆略、智慧和情感。

      经过千辛万苦,到达目的地之后,候鸟便筑巢产卵,哺育后代,延续生命。不久,小鸟诞生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新生命将跟随父母进行一生中的第一次迁徙。幼鸟才刚刚学会飞行,就要启程,没有预习也无须探路,便能惊人地抵达数千里外的目的地。

  迁徙是候鸟关于回归的承诺,而它们为此却要付出几乎是生命的代价。

  周而复始,矢志不渝。

  那个永恒的主题还在继续——迁徙,迁徙,迁徙。

  鸟类自身虽然拥有看清云层活动的锐利的“气象眼”,但风暴和浓雾等糟糕的天气现象,常常干扰它的分辨力,使得航向选择发生局部错乱,并往往被光源所吸引而迷失方向。

  中秋节前后,“鸟道雄关”常出现“鸟吊山”的奇景。

  由于“鸟道雄关”特殊的地理位置,使得冷暖气流在此交汇,形成浓雾缭绕的现象。夜晚,雾气更是浓重,甚至遮住了月亮星辰。候鸟至此,分不清路线,不得不停留下来。所有的鸟都涌向那个狭窄的隘口,它们互相碰撞,发出各种婉转凄切的叫声。此时,当地村民用竹竿击打,不消两三个时辰,即可捕获一两麻袋的鸟,俗称“打雾露雀”。

  鸟类趋光现象,至今科学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。

  不单单是“鸟道雄关”,在整个哀牢山地区“鸟扑光”的事情屡屡发生。据说,上世纪70年代,一猎人在山中打猎,夜宿山林,生火取暖时,突然间有大量鸟俯冲下来,扑入火堆,活活烧死。猎人认为这是凶兆。他不知所措,惶惶然逃下山去。

  1958年,大理北边鸟吊山脚下有一座木棚失火,恰好那是一个无月有雾的夜晚,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。霎时,引来无数的鸟,鸟群在火光附近扑棱飞翔。赶来救火的人,这才猛然想起,这座山为什么叫鸟吊山了。从此,每年秋天都有人来燃篝火打鸟,曾有人创造了一夜打的鸟装了八麻袋的纪录。人背不动,是用四匹骡子驮下山的。

  当然,用竹竿击打,致使鸟雀直接毙命之法过于残忍,更多的则是布网于鸟堂或者鸟场之上,张网捕鸟。

  早年间,当地农民在鸟岭上掘出很多坑,坑口用树枝和茅草遮挡,坑底铺之以树叶或者干草,人藏在坑里,眼睛透过坑口的掩盖物看着空中。坑口之上是一张张网,网前是点燃的松明子或干柴堆,也有点煤气灯、电瓶灯的。夜里,雾气弥漫,看不到星星了,鸟会产生一种错觉,把火光或者灯光当成了黑夜里的光明通道,纷纷扑来。坑里的人呢,就蹲着,守网待鸟。鸟扑进网里,就有来无回了。

  那坑不叫坑,它有一个文雅的名字,叫鸟堂。而山顶树木砍掉后暴露出的林间空地,并且可以张网捕鸟的地方,则叫打鸟场。在南方的很多地方,田是田,地是地,鸟堂是鸟堂,打鸟场是打鸟场。土改时期,当地有分田分地分鸟堂分打鸟场之说,也就是说,鸟堂、打鸟场与田和地一样,都是革命的果实,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。田和地是可以继承的,鸟堂和打鸟场也是可以继承的。

 

在鸟堂里、在打鸟场上张网捕鸟是流传已久的民间传统。

  1988年之前,一些村民一辈子就靠捕鸟为生,一个鸟堂或一个打鸟场就可以养活一家人。“鸟无主,谁捕谁有”“鸟是天子送来的礼”,村民把捕鸟看成如同采野果、采菌子一样寻常。

  打开云南老地图就可看到,茶马古道沿线光是叫“鸟岭”“打雀山”“打鹰山”“鸟吊山”的地名就有三十多处。据粗略估算,早年间,每年被捕获的候鸟都有不菲的数量。

  年复一年,亘古不变。

  直至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颁布,村民像挨了一记闷棍,被敲醒了。捕鸟成了犯法的事情,再也不能捕鸟了。鸟堂、打鸟场被渐渐废弃了。

  荒草和苔藓,从废弃的鸟堂里百无聊赖地长出来了。

  灌木和芭茅,从废弃的打鸟场上肆意妄为地长出来了。

  三

  一个秋日的黄昏,当雅克贝汉注视着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候鸟戛然划过巴黎上空的时候,他忽然想飞。他说:“在人类的梦想里,总有一个自由的梦想——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梦想。”我们这些早已在灵魂上折断了翅膀的鸟儿,在某个早晨或午夜,在登上飞机或走出地铁的一瞬间,是否也有一种久违的冲动呢?

  每年,全球有数十亿只候鸟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飞翔迁徙。迁徙距离最远的可达两万公里,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。

  候鸟迁徙往往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飞翔。那条固定的路线通常又被称为“候鸟迁徙通道”,简称“鸟道”。

  地球上共有八条鸟道,其中就有三条经过中国。一条为东线,来自西伯利亚的候鸟沿大陆海岸线南下,至菲律宾和澳大利亚,以躲过寒冷的冬天。一条为西线,候鸟穿越四川盆地、哀牢山山脉和青藏高原山口,进入南亚次大陆和云贵高原越冬。一条为中线,来自蒙古中东部草原的候鸟经内蒙克什克腾旗沿太行山、吕梁山越过秦岭,经罗霄山脉与雪峰山脉之间的天然通道,往南方或南半球越冬。

  鸟在水上飞,

  鸟在山上飞,

  鸟在树上飞,

  鸟在风里飞,

  鸟在云里飞,

  鸟在梦里飞。

  “鸟道雄关”仅仅为西线鸟道上的一个节点,而这个节点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——它是整个西线鸟道的“喉结”。

  喉结通畅,鸟道才能通畅。如果喉结出了问题,就有可能导致候鸟迁徙发生大的灾难。后果难以想象。

  雅克贝汉说:“人总是在改变,而鸟却从来不。”鸟的眼睛长在两侧,它们实际上看不到前进的方向,但它们飞往目标的信念从未动摇过。人类的眼睛长在前方,但却常常处在迷茫中,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


  四

  浓雾,渐渐被我们甩到了身后,留给了稠密的森林。

  从“鸟道雄关”下到管护站,由于出汗过多,口渴得要命。危有信差人找来刚刚采下来的新茶,用火塘上白铁壶里烧得滚烫的山泉水,为每人泡上满满一杯绿茶。我们顾不得斯文了,端起杯子就喝,结果被烫得够呛。

  危有信向我们介绍说,“鸟道雄关”位于哀牢山北段的五里坡林场境内,这绿茶就是林场的茶园自产的,是原生态的高山云雾茶。我又端起杯子,先闻,后品,再饮……果然是好茶呀!

  在管护站的屋檐下,我们坐在木墩上,围着一张木桌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。

  危有信介绍,管护站于多年前就组建了护林队,队长叫黄学智,1962年生。队员除了今天为大家带路的“野猫”,还有六位,他们都在山林里执勤巡护,晚上才能回到管护站。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李友平、李家彪、字兴城、李如祥、字朝家、徐礼兵。他们多数是山下村民,因为自愿爱鸟护鸟,才被招聘来的。工资不高,每月才八百元,由县上财政统一解决。

  我说:“工资的确不高,应该增加一些。护林员也要养家。”危有信讲话还是带有一些当地口音的,我担心记错,就叫他把护林员们的名字写在一张纸片上。当危有信把写好名字的纸片递给我时,我惊讶地发现,危有信的字写得工整、稳健,是标准的行楷呢。

  候鸟迁徙季节,队长黄学智和队员们就干脆在山顶搭上帐篷,昼夜巡护。让当地村民改变或者彻底放弃传统的捕鸟习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许多村民农闲时出去打工,候鸟回迁的季节,就追随着候鸟的翅膀回来布置机关了。捕鸟机关被护林员拆除后,还伺机报复。护林员到村里办事遭村民围攻或者追打是常有的事。有的护林员家里的稻田被投了除草剂,导致秋天颗粒无收。甚至,有人往护林员家里抛砖头,砸玻璃。

  队长黄学智,眼神里透着机警。他个子不高,长得敦敦实实。他穿的那件汗渍斑斑的红马甲,边角都被刮破挂花了。一看就是个老山里通。他从事护林工作已经有三十七年了。在巡山时曾被兽夹夹中,险些失去一条腿。为了救治一只受伤的鸟,他爬树误碰了马蜂巢,结果马蜂群起攻之,他跳下树逃跑,而发怒了的蜂群并不放过他,疯狂追赶,情急之际,他一头扎进一个水塘里,才算躲过一劫。护林护鸟工作,实际上还是做人的工作,把人看住。黄学智经常提上酒,拎上腊肉,到那些老猎手家里喝酒,与他们交朋友。一边喝酒,一边讲解有关国家法律规定,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以后不再打鸟。就这样,许多捕鸟人转变成了护鸟人。

19979月,国际鸟类研究会议在巍山召开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印度、越南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多位鸟类专家参加了会议。会议期间,鸟类专家们还专门到鸟道雄关开展了科学考察活动,并环志候鸟八十八个品种两千五百多只鸟。

  “都是为小鸟而来吗?”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黑皮肤,操着难以听懂的各国语言的外国专家的到来,令巍山人瞪大了眼睛。随着外电的报道,“鸟道雄关”一夜之间世界皆知了。

  然而,捕鸟人并没有因为“鸟道雄关”的闻名遐迩而收手。

  200910月,某日凌晨,危有信正在沉睡,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吵醒,是护林员打来的。说“鸟道雄关”附近的山上有人捕鸟,人数众多,护林员制止无效,请求派森林公安干警出警。冒着细雨和大雾,危有信带领森林公安干警急速赶到现场。好家伙,护林员被围住了,数十束手电筒的亮光照彻夜空。旁边是“咻!——咻!——咻!”不绝于耳的用竹竿打鸟的声响。

  危有信命令森林公安干警分两路包抄,说时迟,那时快,有五名捕鸟人被当场擒住,其余捕鸟人见势不妙,呼啦啦消失在夜幕中。现场泥泞不堪,追捕过程中有一名干警摔倒,造成腿部受伤。

  这次行动收缴了一批竹竿和死鸟,还有数件雨衣、灯具等物。经询问才知晓捕鸟人都是石佛哨村人。危有信陷入沉思,宣传的力度不可谓不大,打击的力度不可谓不小,可为何捕鸟的事情还屡屡发生呢?

  次日,危有信带领鸟类环志人员来到石佛哨村,把夜里收缴的竹竿、雨衣、灯具等一应放在村委会的木桌上,让村主任通知村民来认领。可是两三个时辰过去了,没有一个人来。村民以为,这是来抓人的。偶尔,有几个孩子在门口缩头探脑地张望。危有信把几个小孩叫进屋,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。说话间,环志人员取出鸟环给随身带来的鸟戴上,然后让每个小家伙摸一摸。危有信说每只小鸟都能吃很多虫子,虫子少了,才能多收粮食。

  “打鸟好不好?”危有信问。“不好!”几个小家伙异口同声地回答。小家伙们一双双天真的眼睛看着那只小鸟。“来,你们把它放飞了吧。”孩子们手捧着那只小鸟来到院子里,危有信说大家一起倒数五个数: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,飞吧!”小鸟呼啦啦飞走了。大家热烈鼓掌。“回家告诉妈妈,不让爸爸打鸟好不好!”“好!”孩子们蹦蹦跳跳地离开村委会,回家去了。

 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?危有信接连几个夜晚上山查访,“鸟道雄关”静悄悄的,一片安宁。

  五“鸟群高声的啼叫激活了漆黑的夜空,那震耳的歌声形成阵阵气流,我在薄雾渐消的黎明,听到了这种吟唱。”这是奥尔森描述的夜晚美国苏必利尔荒原上的鸟鸣。

然而,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,我分明也听到了类似的鸟鸣。尽管相隔万里之遥,但对于鸟的翅膀来说,距离从来就不是问题。

  如果说奥尔森从古朴的荒野中找到了一种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,一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安宁的话,那么我在哀牢山鸟鸣中,时而哀婉、时而欢愉的调子里,却感受到了某种复杂的无法准确描述的东西。这就促使我更冷静地思考,人与自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?人该承担起怎样的使命和责任?

  危有信告诉我,已将“鸟道雄关”申报自然保护区,保护的对象就是此处的山林及飞经这里的候鸟。巍山县政府颁布了禁捕令,严禁在“鸟道雄关”捕鸟,违者按法律惩处。然而,举凡天下事,从来堵不如疏。可是,如何疏呢?危有信说,准备在“鸟道雄关”建一个观鸟台,开展有组织的观鸟活动。通过观鸟活动拉动乡村生态旅游。山下村民可以搞一些“农家乐”,为观鸟者和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。让村民参与保护和服务,让村民在保护和服务中获得收益。

  “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”,危有信的眼睛眨了几眨说,“当保护候鸟也能使村民的腰包鼓起来,也能买上小汽车,也能盖上新房子的时候,谁还会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捕鸟呢?”

  我无法判定“鸟道雄关”的未来,因为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今天的认识,还有行动和坚守。不过,鸟的翅膀与生态文明的脚步相伴相随,是可以肯定的了。

  尽管地球表面被人类糟蹋得面目全非,但在天空中,鸟类仍然是主角,无论是雪鹅、野鸭,还是大雁,都有自己的尊严。雅克贝汉说:“对我而言,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好的情感。”还用问吗?雅克贝汉的美好情感一定在空中,那飞翔的翅膀,已经永留在他的梦里,永留在他的心间。然而,对鸟来说,鸟不会等任何人,它的目标是远方。

  ——稍纵即逝。

  ——稍纵——即逝。

  在巍山走动的日子里,我常常被一种淡淡的幽香所吸引,所陶醉。原来,那是幽兰的芳香。巍山人养兰之风始于唐代南诏时期,民间一直有养元旦兰、素馨兰、朱砂兰的传统。朱砂兰更被尊为明清的贡品,被称为“圣品兰”。随意走进某个村落,推开半掩的院门,满院的清香就会扑鼻而来,让你无法闪避。

  我想,爱兰花的人,也一定热爱生活,热爱生命吧。

  由幽兰我又想到了候鸟。是的,当“鸟道”与“人道”相遇之后,人性深处的东西——善,或者恶,就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。


  候鸟,为了生存而艰难迁徙的历程,也许,并没有大开大阖的戏剧情节、跌宕起伏的个体命运,有的只是鸟的悲切与顽强,欢乐与不幸。飞翔,飞翔,飞翔。鸟的羽翼在风中闪动,我们似乎能够触摸到风的颗粒了。然而,看得越清楚,内心便越是凄凉了。为鸟?为我们人类自己?此时,这种复杂的心境,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。或许,今日鸟类的命运,就是明日人类的命运。

在巍山,在巍山的“鸟道雄关”,跟随着候鸟飞翔的翅膀,我渐渐发现,与自然之间的接触,与动物之间的感情,其实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一种需要。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奇迹,感受到生物之间奇妙的感应和联系。

  飞吧!飞吧!飞吧!

  ——候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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